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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人文修养 不断增强科学精神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前提
撰稿人: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华祥  发布时间:2013-11-19 16:44:41

努力提高人文修养 不断增强科学精神

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前提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华祥)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重要根基。丧失了人文精神,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更谈不上发展进步。

一、我为什么选择讲这样一个题目?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本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这个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兴。要实现这个复兴,没有人文思想不行。文化是人们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人文科学的缺失,就像一个国家缺乏黄金储备一样,其综合国力是不会强大的。一个人缺乏人文知识,素质也不会是很高的。纵观天下,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和民族,无一不是凭其强大而富有特色的文化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人,还有一大批代表着各自民族文化的精英,使他和他们的祖国令人肃然起敬。你到了法国就会想起雨果、居里夫人,你到英国就会想起莎士比亚、瓦特等,到了俄罗斯你就会想起托尔斯泰等。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并提,设专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问题。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再次设专章论述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当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七大也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很显然,我们党是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的。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重要而庄严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无论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中的一员,特别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工作者,都负有重要的责任。我们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修养,增强科学精神,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二,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人文科学思想。

在迈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条主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一次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党的根本宗旨——在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使党的政治本质与社会发展相一致,实现了党的先进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统一。发展先进生产力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先进文化,发展先进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在抓住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的同时,必须紧紧突出发展先进文化。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中处于重要地位。有一位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作为软实力,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的反映,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先进文化的武装,就不会有和谐社会的人文精神,社会就不会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化作为人的思想资源,作为智慧的源泉和创造的动力,正如伟大的思想者帕斯卡所言,在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苇草,但他却因思想而坚强。诚然,思想无法给人们烤出面包来,但却能鼓舞人的灵魂,塑造人们的个性,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我们被抛入危险的海洋时,它能帮助我们认准目标,保持正确的方向。因此,努力提高人文修养,努力学习先进文化知识,不断增强科学精神,应是我们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前提。
  第三,一个国家、民族,不仅要有实力,而且也要有魅力。

实力和魅力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文化素质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代表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即使有如山的财富,似海的激情,强大的军队,但是对世界经济文化是不会有大的影响的。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将是一个残缺的国家和民族,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世纪,将是一个残缺的世纪。人文精神就好比是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美国文化崛起的历史。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已经崛起,但尚未建立文化优势。在欧洲绅士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文化品位简直有点象欧洲人失落的外甥逃学的顽童。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强调,要把美国文化中的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精华传给年青一代,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生命得以延续的保证。这位高明的总统,似乎带有当代西方文化学者所批评的民族主义清教扬基(yankee)精神,但正是沿着这条思路,他们在二战之后把美国总体精神的研究和构建当作国策,才建立了处于强势的美国人文价值系统。这种文化优势连他们的欧洲伙伴也为之侧目。此外,像19世纪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爱默生,他本是学英国浪漫派文学的,他受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很大,但是他在哈佛大学一讲演,就宣布美国文学要从英国文学中独立出来。他是先独立出来,然后再跟你平等对话,如果没有这一步,那美国文化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强势文化。美国的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你能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吗?对于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讲也是如此。而魅力,主要来源于人文修养的提高,科学素质的增强。唐代韩愈《送穷文》(模仿汉代杨雄《逐贫赋》而作)指出穷鬼有五个:一是智穷,二是学穷,三是文穷,四是命穷,五是交穷。前三个穷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如果说这三个你都很缺乏,就会形成精神的短板,导致命穷、交穷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相反,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我们能够送走五穷,我们会懂得尊重自己,这就不会苟且,不苟且就能提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品位;同时,我们也会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就不会霸道(不会口大气粗)。另外,我们也会懂得尊重自然(如在考察干部时,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就不会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如多彩贵州的岜沙帮约声,云南的东巴文化(丽江)。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他们对自然山水的崇敬。这里,我们不妨看这样几个例子,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一直都是世界范围内人们研究的热门政治人物。20世纪70年代与邓小平打过多次交道的美国政治家布热律斯基在其《中美建交前后》一书中写道: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名为《忠于信仰》的回忆录中写道: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当然,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到香港问题谈判时,也说邓太残酷了),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一章中说到: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尽管他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他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邓小平同志给外国政要学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自信、坚强、睿智、直率、诚恳。邓小平同志在外国政要、学者面前充满了魅力,他的魅力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一场由聋哑人表演的千手观音轰动了全国,后来到西方一些国家演出,也轰动了西方世界。她们的表演为什么能引起这样大的轰动效应?我想,不应该仅仅是她们优美的舞姿,而主要是她们的舞姿所展示出来的一种仁爱祥和、天人合一、大地生辉的美好景象。更使人感动的是领舞的邰丽华,一家企业出价50万元,想请她去做广告,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很普遍,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她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位企业的联系人对其作为表示难以理解,邰丽华用笔写下了舞者,需要宁静的空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她们需要宁静空间,这反映了她们很高的人文修养。这与那些走穴的名人,一出场就张口要几十万元的出场费,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
相反的是,如果我们缺乏人文知识,就会闹出一些不该闹出的笑话。2005年5月11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期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向宋楚瑜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外交官、中国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音夸)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整幅字画是用篆书写成的,竟难倒了顾秉林。他念到侉离分裂力谁任的时,被字卡住了,倒还是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引得学生们笑声连连,相当尴尬。顾秉林在主持发言的过程中,结结巴巴,几次中断更正,到了最后更是洋相百出,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是捐赠礼物,引起下面学生的一片嘘声。有的学生甚至在网上声讨,要求顾秉林下台。
  还有,在原国民党主席连战夫妇首次访问大陆,祖国大陆为台湾打造的中华和平号轮船在上海下水,连战夫人引用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两句唐诗祝贺,可是上海一家媒体的报道竟说这是连战夫人的原创,还堂而皇之地上了大标题。我查了一下《全唐诗》,实际上这是盛唐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一诗中的两句,他写出了江面的浩淼壮观,这是盛唐气象的象征。连战夫人用此比喻当今中国盛世是很贴切的,但我们的媒体报道却过于离谱。
  第四,人文精神、科学精神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

科学和人文,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李正道说,人文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人文和科学走到高峰以后,两者交融交汇在一起就会奏出最美的乐章(如爱因斯坦当他思考相对论最艰难的时候,他就会去拉小提琴,经常从中得到相对论的灵感)。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胡纯指出,没有科学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没有科学一打就垮,我国的近代历史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说明。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总带有神往之感。我出访奥地利,接待我们的一位镇长说:欢迎来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之邦的客人。中国历史文化令人着迷,当你们进入了很高的文明社会以后,我们还在树上摘果子。当时听了这位镇长的致辞,我感到很自豪。这使我想起了十八世纪的西方世界,曾经掀起一场中国热。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发表《礼俗论》,赞美中国人的文明,认为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波雅尔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全赖于是否能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他在一次演说中充满激情地说:到北平去!。特别是法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著的《中国新论》导论中甚至提议要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他认为,中国的经世致用的哲学及政治价值优越于西方或欧洲。古代中国凭实力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获得这样的尊严当然主要是以政治、经济的实力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实力的作用。应该说,18世纪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欧洲在巴洛克风格之后形成了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锦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见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前进步伐落后于西方,这主要是文化的落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距。十四世纪以后,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人的本位取代了神的本位,而人的思想的解放,催生了科学精神,而中国的这一时期,尽管康熙皇帝靠骏马弯刀在东北打败了俄国,可是很快,西方的军舰把中国的小渔船撞得粉碎。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1/3(3.3亿),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3%,这一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仅仅过了四十年的时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道光皇帝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成了大清国的第一个割地天子,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在这之后,在西方列强面前,一打就垮,中国历史开始了最黑暗、最苦难的时期。中华民族在近代失去了民族的尊严,被西方社会作为妖魔化的对象。
  从我国近代历史,我们看到了没有科技被打垮的沉痛教训。但是我们今天最缺的是什么呢?经济、科技仍然需要追赶,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令世人所瞩目的成就,但还需要不断努力。可是只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如诚信缺失,造假成风,天价药价煤矿安全,苏丹红屡禁不止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了,大灾大难、大伤大悲、大仁大爱、大勇大义,但也出现了范跑跑趁火打劫的盗窃团伙这些就是缺乏人文精神的恶果。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需求。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有的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去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少了文艺复兴这一段时期,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光学专家周立伟说,缺失科学精神是可悲的,缺失人文精神是可怕的。精神的缺陷不是物质的满足所能弥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珞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人文和科学精神都很重要,人文精神更重要,物质的东西可以用物质来摧毁,而精神的东西是摧不毁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曾这样说: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和它的视线和职能范围之外。爱因斯坦这里讲的科学显然是指自然科学,要回答他所关注的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问题,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伟大的古罗马思想家塞涅科曾说过,我们能活着,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而能活得好则是哲学的恩赐。当我们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招生难和这类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时候,国外很多大学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正在超过学自然科学的人。这是不是轻视自然科学呢?他们说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最大的事是人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协调管理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以造福于人类。李铁映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曾经与乌克兰科学院的院长巴顿先生进行过一次谈话。巴顿先生曾经是苏联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铁映问巴顿先生,在21世纪是什么科学最重要?他是一个电焊专家,但是他却回答说是社会科学。当李铁映问为什么时,他说,如果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人类就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如何走向未来。所以哲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发展自己,健康地调整自己,合理、正确地把握使用自然力的科学。香港城市大学(这是一所理工科大学)校长张信刚在办学理念中,强调要特别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要具备21世纪的国际视野。他要求在这个大学就读的本科生,必须要念一年(两个学期)中国文化课程,不念完这6分的课程就不能毕业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只有在重视科学精神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文精神,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保持先进性。我们还可以从对我国社会科技进步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的身上看到这一点。如钱学森、华罗庚、宋健、许振超、欧阳自远等。这些人除许振超外,都是搞自然科学的,但他们的人文知识都是很厚重的。
  第五,从组织部门效能建设的总体目标来看,更要重视人文科学知识的武装。

我们效能建设的目标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公道正派,突出能力建设,加强建章立制,推动科学管理,切实改进作风、整合工作资源,改善工作运行,提高工作效率,努力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党性最强、作风最正、工作出色,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部门,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效率型、和谐型单位,把组工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公道正派、求实创新、业务精通、清正廉洁的高素质队伍,使组织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在履行职责和改进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在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上有新的改进,在把好选人用人关,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上有新的成效。从这个目标要求来看,对我们每一个组织工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我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修养,才能通过加强效能建设,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纪律意识、创新意识、自觉做到思想刻苦、工作勤奋、做事踏实、待人谦和,努力做到熟悉党的组织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熟悉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努力成为有理论素养,有实践能力的组织工作者。
  二、提高人文修养,增强科学精神,要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华文化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直到近代以来,虽然历经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现代化的历史嬗变,中华文化始终道统不绝,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绵延发展,传承不断,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据考古学研究,早在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普系。在这一时代,中华先民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译了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我国已发现的三四百处遗址中,遍及从北到南近百个县市(我省有桐梓岩灰硐、黔西观音硐遗址,距今70万年,还有盘县大硐、普定穿硐文化,山西芮城西候度180万年、云南元谋遗址170万年),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珠江、黑龙江流域同时活跃着中华先民辛勤劳作的身影(这是旧时器时代)。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不仅创造了相当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初现文化曙光。陶瓷图样千姿百态,雕塑作品姿态生动,石刻岩画更是尉为壮观,原始歌舞更充分展现出先民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和《诗经》中庆祝丰收的诗描写的场面很相似。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中国的上古神话与其庄严的气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蕴涵,以其鲜明的伦理化和历史特征,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风格和魅力。在那久远的过去,上古初民们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创造了绚丽壮观的原始文化,并逐渐凝结成最初的文化共同体。经过漫长的石器时代,历史发展到商周时代,在这被称之为曙光初照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中华文化的最初辉煌,并且奠定了未来的基本文化模式和文化走向。这一时期被称之为青铜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最长的有178字,金文最长的已达497字(毛公鼎)。自文字出现以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不断(这是断代工程的结果,有的认为应是七千年,应从甘肃的大地湾伏羲文化算起)。在这以后形成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熠熠生辉,《易经》被称之为古老智慧的源泉,《诗经》被梁启超称之为字字乃真金美玉《诗经》发出了先民们最早的歌唱。《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书,老子《道德经》的五百言,展现了先哲的思辨智慧,《庄子》演奏了自然的萧声。庄子的学说是追索人生苦难的终极原因,寻求个人解脱的哲学。他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一个天下大乱的年代,他追索人生苦难的原因来源于人类自身那无穷无尽的欲望。因此,他希望在精神领域里使人类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来,这是苦难的时代结出来的苦果,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苦涩的馈赠(其妻死后,鼓盆而歌)。《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孙子兵法》被称之为兵学圣典(美国打伊拉克,美军军官人手一册)。还有处处充溢着醉人心魄的唐诗宋词元曲,描写幻象世界的文化与人生的《西游记》,展示草莽英雄悲壮人生的《水浒》,被后人誉之为古代帝王之镜子的《资治通鉴》,石破天惊的《红楼梦》等,不论是从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名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还是到了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独有的智慧。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予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以精神的滋养。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的基因。从我国几千年传承发扬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无不留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每一个时期的传统文化,无不体现出我们民族的精魂所在。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南方雪凝灾害中。
  这里要说一下,不是说每个读书人或读书多的人才懂得传统文化,其实这是片面的。泰勒说过:文化是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孔子讲:道不远人,所谓道不远人,就是传统文化作为某种元素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年近百岁的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说:你咏一个屈原、一个杜甫就认识了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读唐人的诗,我们会感到整个唐朝从帝王到贫民,从闺中少妇到沙场男儿,从风流飘逸的文人雅士到街市垄亩的贩夫走卒,无不具有歌吟的天赋。在唐人的诗歌中,既可以看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自信,也可以听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凄婉感叹,即使是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劳作之中,也能吟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唐人生活,时时流淌着诗意。有人说读了李白的诗可增强人的自信心,吟咏杜甫的诗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良心。特别是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提出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追问中感悟到的永恒的世界与短促生命的对立,纯真的爱情与惆怅的离别的对立,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唐人的追问,使我想起了歌德的浮士德精神,歌德的《浮士德》被称为西方文学的第四里程碑(西方的四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第一,荷马史诗;第二,神曲;第三,哈姆雷特;第四个里程碑出现在德国,当时文化人都感到很奇怪,18世纪末19世纪初,哲学家方面有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马克思,文学方面歌德、席勒、斯德哥尔,音乐方面有巴赫、贝多芬,在古典哲学和启蒙文学上编织了两座高峰,哲学的思辨,哲学和文学的结合。)歌德在18世纪末追寻的善与恶、灵与肉、有限与无限这三大主题,有的唐朝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追寻了。从《春江花月夜》中,我们感受到诗人的伤感,但绝不消沉;对人生有无奈,但又充满深情。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人生渺小,宇宙无限;人生苦短,自然永恒。特别是张若虚第一次把人生代代无穷已这样一个富有生息繁衍、生机无限的人生意念与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永恒观念相对抗。他说出了个体的生命固然短暂,但种族的延续永远不会休止,具有一种永恒的特性,这是与江月的永恒来比美。读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流溢着对春天的爱恋,对青春的喜悦,尤其是对生命的自信。读这首诗,我们可以感悟到这是盛唐之音最美妙的序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它在历史中形成,馈赠后世,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优秀的传统文化只要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就可以成为人们赖以开天辟地的立身之本。但他并不全是珠玑而是混有泥沙。因此,提高人文修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我们更应该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精神,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吸取营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第一,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人类社会以来,一直面临着三个基本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自我)对这三个矛盾的解决,我们的祖先早就进行了探索。我国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大部分人可能都到过,故宫核心建筑三大殿的名称集中反映了化矛盾为和谐的思想。太和殿讲的是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和殿,讲的是中庸平和,喻人事和谐;保和殿,讲的是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的名称,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以平衡,叫做。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这体现的也是一种和谐思想。1988年,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想他们所说的要吸取的可能是中庸和谐的思想。西方学者常引用福兰肯斯丁的怪物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物支配人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个博士把尸体分割成手、头、肢体、脚等,泡上化学药水,创造出新的生命。博士为此高兴得手舞足蹈。殊不知,怪物没有理智,也没有良心,反而用其怪力置创造自己的人于死地。博士被自己的创造物所追杀,落荒而逃,无论怎样求生,这个怪物也不肯放过他。一些人说,现代人也在被怪物追杀,不过这个怪物不是别的,正是人们用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出来机器、武器以及组织、制度。比如20世纪人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一方面象普罗米修斯一样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又象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把灾祸带给了现代人。人道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弗罗等用异化理论对现代病态社会病进行了诊断,指出西方工业社会物的原则占据一切的情况,到20世纪已发展到顶点。为什么人们这样追慕和谐?台湾有一高僧星云大师2007年在香港世纪大讲堂讲他创建的人间佛教法,讲发财、成功、平安、和谐四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有四个人路过一户人家门口,遇一妇人,妇人说,到吃饭的时间了,请他们到家吃饭。这四人说,你家男的不在我们不能去。后来妇人回到家看到自家男人来了,把刚才遇四个人的情况说了。他家男人说,快去请他们来吧。妇人便出门追上这四个人,请他们回家吃饭。但这四人说,我们只能去一个人,我们四人一个叫发财,一个叫成功,一个叫平安,一个叫和谐,看你请谁。妇人回家又给她男的说了。她男的说那就请发财吧,可他儿子说不行,要请成功。在父子争执中,女的说,算了,还是请平安好。但还是统一不了思想。最后小女儿说要和谐。最后统一思想,妇人到门外请了和谐。和谐到家后,这妇人转身一看几个都来了,问他们,你们不是只来一个吗?和谐答到,谁叫你请我,这样他们就都有了。他对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评价很高。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成为我们执政的重要理念。如果我们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将和谐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将和谐用于经济,则能促进发展,经济繁荣。将和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如贵州推广的山地畜牧业)。将和谐这一深刻的政治智慧用于社会实践,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道统不绝。轩辕皇帝为什么会被称为人文始祖?我认为这除了黄帝有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善于吸纳各部族的经验延为己用外(向热海部族风后学造指南车,向牧鹿部族善长学弓箭,向炎帝学耕地种谷,促进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型,向蚩尤九黎部族学炼铜技术,促进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进步),更重要的是,黄帝为创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奉献精神。当九黎人抢走了神农人的谷种,而炎帝怀疑是轩辕人所为,黄帝不惜将母亲作为人质,顶风冒雪帮助追寻盗走谷种的九黎人,取得了炎帝的信任,达到了与炎帝联合的目的,同时也保护了新的生产资料。另外,为了避免部族之间抢劫美貌女人所带来的战乱,他率先娶丑女为妻,创建了在男女结合中重德生情的新风尚(黄帝一生有四个妻室,正妃西陵氏女嫘祖,次妃方雷氏、彤鱼氏,最后娶丑女嫫母为妃,号方相氏)。另外,神农一日尝百草而中五十毒,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关注民生,济世为民的和谐精神。当然,这里面也充满了献身精神(去年我出访新加坡,在新加坡的第三天,我看《联合早报》,有一篇探索中医的文章,没有神农尝百草,哪来今日《千金方》,这与当今一些药厂造假药形成的反差是何等之大)。中华民族创造的和谐文化构成了传承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时代,都是社会和谐的时代,不论从文景之治到盛唐时代,还是宋代清明上河图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和谐精神。今天我们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得民心(如减免农税,城乡低保,教育中小学杂费全免等)。
  第二,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刚建自强的精神。

刚建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高度重视、大力提倡刚健自强精神。这种思想激励着中华民族拼搏精神,奋发图强。《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象传》说:君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健动不止,生生不息,人的活动应效仿天道,做到自强不息。
  刚建自强在远古传说的神话里就有体现。精卫填海中的精卫,为了复仇夜以继日地从西山衔取小石子、小树枝去填那夺去了她生命的大海,明知力量微薄,但仍不肯罢休。这应是我们后世无数代人卧心尝胆、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原型。唐代韩愈作诗称赞之: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今天,汶川抗震救灾……另外,还有跨父逐日、愚公移山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特别是愚公面对着阻碍他生活的两座大山,毫不畏惧,立志要去挖平它,发出了虽我之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又不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毛主席有《愚公移山》,徐悲鸿有百米长卷)。邢天舞干戚中的邢天,虽被砍掉了头颅,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战斗,决不认输。这种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精神,在承传中哺育着民族的成员,塑造着民族的形象,成为民族精神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长征、抗美援朝空战中的英雄形象,两弹一星中的科学家等)。

孔子十分重视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他高度肯定临大节不可夺的品质,认为刚毅的重要表现在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节。孔子的弟子曾提倡知识分子要弘毅,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呼死而后已不以远呼。这即是知识分子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提倡并努力践行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饮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自己做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此后,历代思想家都很推崇刚健自强思想。孟子强调人应当培养坚强意志以担负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故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荀子提出了以修身自强,则各纪天地,并阐发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司马迁讴歌了前人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易,世传《吕览》(三年不窥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也。朱熹提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他倡导的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努力,自己拼搏,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大力倡导健动学说,他认为健是生命的本性,是生命的机能,还是道德行为的枢纽,因此,君子应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
  刚健自强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富有日新革新观念。《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月月新,主张天天更新。《周易杂卦》提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主张革故鼎新,破旧立新。我想我们今天倡导创新精神(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应该是古代革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刚健自强的精神思想不仅为知识分子所推崇,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作为一种精神元素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宁可自食其力,不可坐吃山空等民间俗谚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普遍意义。特别是六十年代,在大庆油田的建设中,铁人王进喜豪迈地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他只活了四十八岁),结果大庆油田建成了,中国人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在世界体育竞技场上,我国的体育健儿们为祖国争得了无数荣誉,几乎每一次比赛都有感人的事迹。有一次我国体育健儿李月久参加世界比赛,第一个团体项目是单杠,一上场抓杠就碰掉了四颗牙齿,满嘴流血,但他坚持完成了整套动作,落地时纹丝不动,9.9分。紧接着第二轮双杠比赛又开始了,如果李月久不上场,团体冠军就没有了,在领队急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受了伤的李月久不能讲话,只能用手示意让自己上场,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体操名将以漂亮、干净、利落的动作、落地又是纹丝不动。全场观众拼命鼓掌,鼓着鼓着掌声停了,大家看到了李月久被流血糊住了满脸。当时有人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具体的中华民族。2006年2月13日晚,在意大利都灵帕拉维体育馆,我国冰上滑冰运动员张丹在身受重伤之后以顽强的毅力,与自己的同伴张昊在洁白的冰面上,演绎了一曲催人泪下的《龙的传人》,把奥林匹克精神在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诠释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没有多久,美、英、德等世界几大通讯社都发了电讯。他们在电稿中说,今夜,一个叫张丹的中国姑娘感动了世界。这一夜,当无法预知的剧情在分秒间转折,除了精彩,中国花样滑冰带给世人的还有振撼。体育是竞技搏击,强身健体,更是一种精神。体育是一种力与美的结合,是技巧、力量、意志与智慧的包容。李月久、张丹之所以感动世界,是因为人们从他们精彩的表演中看到人性中最坚毅、最阳刚、最充满希望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比赛中的刚健表演与现代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也是处处相通的。另外在去年,我看到报上讲到的湖南怀化的青年洪战辉的事迹也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洪的父亲是精神病,母亲出走,有一个被父亲捡来的妹妹,他照顾父亲和妹妹,还要负责自己和妹妹读书的费用,2005年他考取了大学)。
  第三,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入世爱国的思想,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倡导务实精神,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关心民生疾苦,以民为本,是入世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泰誓中》就已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春秋时的管仲则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治国格言。
  维护民族独立,精忠报国、是入世精神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离骚》中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存亡的强烈的责任感,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岳飞怀抱还我河山的壮志,置身于戎马,转战于疆场,全身忘家,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史可法(扬州守城将领当时下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宁可碎死,不降清军,时年44岁。抗日战争中的刘胡兰、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中的董存瑞等,他们的爱国行为都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尽苍桑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散而复聚,颓而复振,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主要原因是历代民族英烈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是爱国主义这块基石牢牢地支撑着中华大厦。  
  务实精神是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强调的民族精神。
  务实精神有多方面的要求,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实轻名(在名誉、声望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关系上反对名过于实)。孟子有言:声闻过情,君子耻行(名誉声望超过实际,君子是引以为耻的)。王阳明指出:古云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古人主张对名要尽量看得淡一些,不要过于热衷,更不可去窃名,他们认为名过于实,有名无实给人们带来的就不是荣誉而是耻辱,这些古人的言论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二是在说与做的关系上,要求要做实事,立实功,不说空话、大话,更不能说假话。程颢指出:欲当大任,须是笃实。陆久渊也说:古人皆是明实理、做实事。曾国藩则讲: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他们提倡脚踏实地办实事、求实效、反对虚、假、空。我们现在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在继承古人的务实精神的基础上发展、提升而来的。
  三是在道德修养,强调躬行践履,不尚空谈,更反对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同时强调道德操守,出污泥而不染。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写出自己平实淡泊、透明无瑕的生命历程。他为官正直,不媚权贵,不畏酷吏,明断狱案,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以洗冤泽为己任,深受百姓爱戴。黄庭坚评价他说:人品甚高多,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如风光霁月的周敦颐写下的文章千古流传,他独善其身的自律精神也传给了他的历代子孙们。广东东莞有一个桥梓村的周姓人家都是周敦颐的后代。自桥梓有史以来,700多年,周姓人家为官之人,没有一个贪官。他们都效先祖周敦颐中通外直,出污泥而不染的祖训。

四是诚实守信。君子无信而不立。商鞅变法时期就有立木为信的做法。诚实守信,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是一条重要的准则。北京的同仁堂(大宅门电视片的原型)久经风霜而久盛不衰,其原因就是他们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出发点,把诚信作为经商的第一品牌,几百年来不变的训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能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严格质量标准,不得掺杂使假。如紫金丹古方规定,煎煮药料要用金锅银铲,要用一百两金条放锅内与各种药料共煮。经理亲自操作,不容有半点差错。同仁堂现今分店遍布全国各地,主要经营自制的中成药,生意红火了三百多年,现在已成为上市公司,资产已达36亿,成为国企五百强之一。

忧患意识奠基于各种经典的基本精神。古代的仁者志士怀着对民生家园的忧患,述往思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凝结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周初的优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忧位忧君,即对政权巩固与否的忧思。《尚书周书》的许多篇章都流露出周文王等杰出人物的深层忧患,即对天道自然与政权兴衰的忧思,如从无逸篇透露出的是一种自慎自勉的心态,周公担心成王骄纵,告诫其先知稼穑之艰难,以文王等贤民君主为表率,以履冰临渊的态度治理天下。文王拘而演的《周易》全篇都贯穿了忧患意识。春秋以后,忧患意识的内涵有了扩展。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忧患意识,提出了圣人之忧(为天下百姓而忧),个人之忧(为己而忧),宋代范仲淹则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代哲人要求人们把自己的忧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视国家民族的忧乐为自己的优乐。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献身,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2007年3月8日,在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的讨论中告诫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胡锦涛同志这番话在代表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有的代表说;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经验。有没有忧患意识,有没有霄衣旰食,夙夜在公的奋斗精神,是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高低的具体体现。
  民族精神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在继承中发展了民族精神。如:井岗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勇创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长征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还有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抗美援朝精神: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终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商,勇于攀登;98年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忍不拔,勇于胜利;2003年抗击非典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勇于胜利,这些为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
  此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五种精神:一是革命和拼命精神,二是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三是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四是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五是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江泽民同志的64字创业精神,胡锦涛倡导的八种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反映民族精神新境界新精神的还有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等等。还有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竞争精神、效益观念、效率意识、法律意识、公正意识、契约意识、人权意识等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创新的源头活水。创新是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不竭动力,而只有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不断提升民族精神的境界,才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生机与活力,才能使民族精神在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结合组织工作的实际,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用人思想,丰富我们的工作内容,不断提高我们识人用人的能力。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对用人有三不祥的说法: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信,三不祥。他主张对人才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信。再如兵书上说,将不和,三军必乱。将不谋,三军必蠢。将不勇,三军必败等。还有孔子的用人观: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即把正直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老百姓就信服。把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老百姓就不服)。墨子的聚贤思想:贤良之士众,则国家资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资治薄。在我们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历朝历代都有丰富的用人思想和内容。
  第五,提高人文修养,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要高度关注当前的一些不健康的文化现象。
不能人云亦云跟着感觉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不断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并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接纳外来文明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
  一是对一些社会的精神病变,很多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追逐低俗之风盛行。有的文化从业者放弃人生信仰、真善美、同情心、正义感、人道主义的底线,以丑恶形象为坐标,追逐恶俗文化。比如《老鼠爱大米》,最近在中央一台的电视节目中听到的又是老鼠爱高梁。老鼠爱大米从来就不是美好事物,连动物保护协会都不保护老鼠,这些恶俗文化向人们传达了恶劣的、错乱的审美情感符号,甚至是引领一些不健康的潮流。恶意炒作,今年春晚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总算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批判(下蛋公鸡)。有很多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呼吁:现在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但千万别形成高科技、低人文、高发展的局面
  二是由于我们教育体制的原因,人文和科学的分离,社会重理轻文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文科生找不到工作,大学文科院系招生困难。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上网的青少年中不知道屈原、司马迁的大有人在,有的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但翻译不了简单的文言文。2001年9月17日的文汇报登了一条消息说:当教师上课向学生提到郭沫若时,台下坐着的十多名研究生居然没有一名知道郭沫若是谁。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某研究所里的真实事情。而在本市一所名牌高校,10多名对文学颇感兴趣的研究生中,也只有一名学生能说出柳如是是一代名妓。以至于旧时启蒙习诵的四书五经今天成了博士研究生的第一课,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念不通赠送宋楚瑜的书法作品,出了最不该出的洋相。徐龙森是上海滩有名的画廊主人,他是画家,又是画商,他前两年偶然读了古代幼童启蒙的书,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后大惊失色,于是打电话给好友陈丹青,我原以为自己很有文化了,读了古代小孩子读的书,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在文化裸奔。有深深的省悟。
  三是学习先进典型走样跑调。雷锋精神激励着几代人,全国人民学雷锋活动是一项长期开展的活动。在江苏连云港,雷锋车推了几十年,已传了两代人,现在仍是连云港的一面旗帜。可是现在,学习雷锋的活动在有的地方走了调,三月来了四月去,学雷锋日有的养老院的门窗一天擦了四次,院子扫了三次(而泰国是把雷锋日记编印成册发至全体国民,雷锋事迹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必学内容,有三十八个国家翻译了雷锋的书)。
  四是有的人心志浮躁,疏远传统,淡漠经典,抛弃道义,藐视崇高,亵渎英雄,调侃政治。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有的人视浩浩荡荡的文化潮流于不顾,试图以基督文化论归化中国人的精神,而文化界对此反映都是出奇的平静。2001年,刘小枫修定出版了《拯救与逍遥》一书,将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古代精神的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和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现代精神的鲁迅等说得一无是处。他对屈原的否定很是离奇,论屈原是儒家的信徒,并且是被儒家逼死的。如果要是屈原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够独善其身,也决不会自杀。有的年轻学者甚至指出屈原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的先锋诗人甚至说中国的诗歌从屈原到郭沫若是一条干枯的河流。对鲁迅说得更是刻薄,说鲁迅是阴冷阴毒无赖,说鲁迅成了中国精神的黑暗闸门。刘小枫大有想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的味道。在我们纪念刘胡兰就义60周年的时候,有人竟胡说对刘胡兰动铡刀的是敌人用刺刀胁迫下的老百姓。此言一出,社会舆论哗然,招来了百万网民的骂声一片。但是有关媒体竟然出面说他们经过缜密的调查,证明行凶者是其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复仇队,有的人竟然抛出这样的异端学说!这些情况在每年的一些网站、报刊上时有所见。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清醒和警惕。在今年的两会上,许多政协委员发言认为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文化浅薄,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况,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第六,学习、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要下功夫学习文化经典。
  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联名的提案引发了十年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这份被当年列为016号的提案,全称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这九位老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赵朴初、谢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和张志公。《呼吁》一开头就振聋发聩地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此可能中断的方面是代代累积,构成我们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各类古代典籍的研究和继承。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现状,他画了一个表来表示,其他几大文明下面都明确标明其现代形态的性质,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唯独没有标示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而是画了一个。这个对我们很多学者的剌激很大。这个下面还有更为刺激的话,他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文化自我,患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关心、责难,我省学者蒋庆先生提出了要做一个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这一命题。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他认为应该从蒙童教育抓起,当务之急要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复兴中华文化。恢复经典的教育地位,从小孩子开始抓起。那些诵经的孩子,20年后会怎样?会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中国人,成为按照圣贤教诲立身处世,内外打通的新型君子。(他历时数年编撰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蒋庆认为,中国从1912年开始,国民政府把西方文化作为治国之本及其废除小学读经科开始,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去自己民族经典的民族,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结果让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之中。如果没有了文化认同,借以安生立命的共同价值就没有了,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到哪里去的民族。所以蒋庆以复兴中华文化经典,复兴中华民族思想灵魂或民族生命内在精髓的文化诉求的思想,代表了一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力量在历尽苍桑后的理性或文化大复兴时代的到来。我是赞同蒋庆的说法的。工作之余,花一点时间,读一读优秀文化经典,这是很必要的。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如一张报纸的字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是说不过去的。当然读书,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比如于丹……要用心体之,以血验之。当然,对传统文化,既不可一概地否定,也不可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他,而他也与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赞美他,而他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日本史学家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一书中的序言)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现实及其使命实质上应包含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及世界性文化,特别是西方理性精神及其民主、科学思想文化。我们不能拒辞外来文明。总的来讲,要做到自留精华,弃其糟粕。要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要注意总结历史的教训:对中外文化,要么全部肯定,要么全部否定的绝对化倾向,要注意克服以下几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一是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从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直到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那一套;二是文化复古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到近几年的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的观点;三是殖民文化心理。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到20世纪80年代所谓自由化精英的新全盘西化论;四是文化排外论。主要是清末的顽固派。这些错误思潮,一个多世纪以来,此起彼伏,同声相应,几乎没有消停过,给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要避免振兴传统文化成为形式上的复古表演秀,更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文化上的清醒和自觉。我很赞赏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观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  
  三、提高人文修养,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同时,要积极学习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作为一名组织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放在突出的位置,才能不断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和素质。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并率先垂范,中央政治局每月进行一次集中学习,每一次学习都是结合解决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来展开的。我们各级党组织都有定期的中心组学习制度。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学习?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对领导干部哲学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强化,还是对领导干部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性认识思想的强化。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涉及科学和重大科学决策的问题,没有一定水平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方法,没有理性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就不能适应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要求。因此,任何时候都应该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因为时间关系,同时因自己的水平所限,我今天只讲两点体会。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上世纪苏东剧变之后,在我们一些人的思想中曾出现过迷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政要、学者也认为共产主义即将灭亡,马克思主义不行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结束了,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已经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实践已经作出了有力的说明。中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显学。我们要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必须坚定信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终结了呢?以上是以我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效为例。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终结了没有呢?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四大思想家德里达(法国)、詹姆逊弗洛姆(美国),哈马贝斯(德国)、吉登斯(英国),从不同的角度走进了马克思。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马克思哲学自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他的著作应当列入我们西方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之中我找了一个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弗洛姆则又是另一种意见,他认为美国社会的一些政要人物并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作品就反对马克思及其理论,是无知和愚蠢的表现。他竭力抨击西方或美国出于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无知、偏见、排斥或否定态度的错误。他们为什么会对马克思有这样的热情?我想这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他们读了马克思的书,知道用社会救济、贫民福利、工作保障和抚幼养老来补救资本社会的缺失,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使他们大大受益。资本主义有许多毛病,马克思给那个社会纠正了不少偏差。
  第二,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理解或诠释是否科学或正确,不仅是理论本身被解释的真伪区分,同时是我们行为理念真伪区分,因而也是关于行为善恶的鉴别问题。因此,对马克思及其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读,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最紧要的大问题。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理解或解读是关键,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和前途。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新的解释,引导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1989年,邓小平接见前苏联某一领导人时,他总结和回顾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诚恳坦率地进行理论反思:由于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解或解释有误甚至是无知,给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本不应有的重大失误和损失,这一沉痛历史或理论教训是以历史代价换取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误或无知,我们曾经付出过沉痛的代价。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逐世界文化潮流,特别是追逐西方文化执着真诚,但在一些历史时期,由于并未真正处理好中西方文化关系,尤其受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误读的教条主义影响,以及我们的失误,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长期思想专制,导致我国实际上推行的是摧残或毁灭文化的错误方略: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潮流否定;对外国或西方文化视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批判拒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采取扭曲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文革期间,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指示外,一切文化和外来文化统统被视作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封资修文化加以痛斥和摧毁;结果是既丧失了民族文化精髓,使民族文化断裂,也没有精力和条件消化吸收古代和外来文化。长期以来使中国处在与世隔绝的边缘文化环境中。中国文革的十年内乱,人与人之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人们自我相残,这里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巴金生前提议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只可惜至今尚无人回应。文革内乱是误读或扭曲马克思主义最严重或危害最深的错误社会实践行动。这种错误的行动使人们失去了民族信念、信仰和文化,即支撑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力量或灵魂的思想理念或哲学精神缺位。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精神的盲动,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更不是民族传统仁德精神的张扬。文革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全国的人文景观被破坏、海瑞墓被挖、康有为的尸骨也被挖,去年才找到尸骨的头)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的结果是怎样的呢?邓小平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相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正确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恢复了真理的权威,我们党的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见能不能真正学好弄通马列主义,或能否正确地解读马列主义是何等的重要!李瑞环说: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所以提高人文修养,学好马列主义应是我们组织工作者的看家本领,这个本领不断增强,我们的能力素质才能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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